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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妻子拒绝终止妊娠的案型，参见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2021）鲁0982民初4575号民事判决书。

[9]第二种解释模式主要来自德国（包括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公法学上的主流分类。[66]参见姜明安，见前注[9]，第77-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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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其次，制定私人法案是普通法系发源地英国的一贯传统。也就是说，例如我们如今熟悉的授予某人营业许可这样的行政行为在当时反而普遍以立法的形式发布。第一，如果以立法的形式直接确定了法律对象的权利义务，那么在我国现行立法程序体系下，公民的事前正当程序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其次，从上述条文中可以直接得出的结论是：基于审判独立于行政的规定，行政立法自然是不可以对抗审判权，因而如果有权机关以行政立法的形式制定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直接针对个案作出审判是明显违宪的。这里更明确说明了法的抽象性原理。

其中，所谓传统是考察实际做法（实存），所谓要求是考察学说主张（当为）。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7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对不属于受案范围、不可诉的行为进行了兜底描述，即对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60]因此，就行政立法来说，既然都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不同权力表现形式，就不存在什么立法篡夺行政的问题。[6]如果有权机关制定了非抽象立法，如制定没收张三财产法授予甲公司专卖许可法，很难说存在什么合法（宪）性问题。[71]最后，程序权从起源来说当然是一种积极权利或受益权，需要国家建立一整套法律制度去实现和完善这种宪法的给付要求。而抽象规范与具体规范的区别在于立法是否针对特定事项。

在我国，一般处分概念并未引起过多重视，但上文也提及，我国司法实务既然已采用实际影响权利义务的判断标准，那么这种对象虽不特定，但权利义务已确定的行为当然应当纳入行政行为范畴的。[15]（日）美濃部達吉：《日本行政法上巻》，有斐閣2001年版，第9页以下、115页、924页以下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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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更明确说明了法的抽象性原理。[28]玉井克哉，见前注[23]，第75页参照。例如，《环境保护法》第43条就是典型的针对不特定对象的法律规范，任何现在或今后可能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排污费，落在了法律效力的可及范围，因而具有普遍性（抽象性）。既然域外状况中实际充满着差异与论争，不存在统一答案，那么我国法规范体系下应当怎样看待这一问题，下文予以检讨。

第四，地域范围的不特定。[61]其次，我国宪法将行政机关定位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宪法》第85条、第105条第1款），这种规范表述实际并没有行政固有权限的谈论余地。所谓不可以篡夺其他国家权力指代不可以立法的形式作出实质的行政行为或司法判决。2.行政与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通过上文考察可以看到，立法不得篡夺行政权限的权力分立原理实际在法、德、英美三大法律体系中并非通用。

[51]相关争论，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44页。国家的统治权属于人民，而人民则既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自己的统治权，又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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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代法国高扬法律的抽象性原则并非出于保护行政权的目的，行政依然是立法的下位概念。另一方面，如果是对象范围特定的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特定个人的事前正当程序权利可以通过现行制度予以保障吗？理论上我国立法程序法上规定的立法论证咨询、立法听证、立法征求意见等如果专门针对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涉及的特定个人或组织开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保障正当程序权的体现。

该法条虽然列举了故意杀人和故意杀人但情节较轻两类事项，但这是一种不特定的概括性描述，并非列举现实中某一具体杀人案件，而是未来符合上述两类描述的所有可能事项都处于该立法的效力射程内，因而可以反复适用。然而，法理学和公法学界却没有对实务中这些矛盾现象进行过多追究，有限讨论几乎都认可立法应当抽象，制定非抽象的立法似乎是违反学理的。黄宇骁，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助理教授。[69]我国学界对此也有明确的态度，尽管对是否应当明文将诉讼权入宪存在争论，[70]但是通说普遍认为根据《宪法》第41条，包括诉讼权在内的这种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当然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然而，宪法对国家宏观调控同样提出了要求（《宪法》第15条第2款），这也正是国家通过立法手段个别介入市场的规范依据。这种意义上的程序权由于是公民在自己权利受到侵害后希望伸冤有门，因而可以称之为事后程序权。

参见黄宇骁，见前注[6]，第55页。第二，各层级特定范围立法并不违反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原则。

2.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与程序权保障的冲突如果要用抽象性原则约束包括法律在内的立法内容，那么作为基本权利的程序权保障就是其唯一理由。换句话说，特定范围立法与非特定范围立法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治理手段，两者都是可行的。

施米特在魏玛时代后期名著《宪法学说》中对法律的抽象性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法治国的阿基米德支点。例如《宪法》第34条前半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该法条所指对象广泛程度数以亿计，但却属于一条明确（授益性的）完结权利义务的规范——根据这一规定，所有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自动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已经不需要后续的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再来一一就某个特定公民是否享有这两项权利进行判断了（后续选民登记是确认是否可以行使选举权，并非判断是否享有选举权）。

按照单纯的形式法律概念……有可能将法律的统治变成立法机关的专制主义，取消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一切区分。立法类型Ⅳ是效力范围特定、权利义务已完结的立法。[63]相同观点，参见王贵松：行政活动法律保留的结构变迁,《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139页。最后，1795年《法国宪法》中《人权宣言》第6条规定：法律是公民或者公民代表的绝对多数所表达的普遍意志。

黄宇骁：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法学家》2020年第1期，第47-63页。在普通法的法治原则中一切行政行为本质都是议会命令的执行，行政是议会授权才得以成立的，那种所谓行政权天然拥有立法权不得侵犯固有权限的施密特式教义在英美是无法想象的。

三、立法应当抽象是否具有普适性抽象性立法不仅占了我国现实立法的绝大多数，立法应当抽象也是许多主流教科书的当然教义。[10]第三种解释模式是我国法院在行政诉讼司法解释和判例中呈现的。

再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诸多立法性决定并非可以反复适用。判决中较为重要的是禁止剥夺公民权利，美国《宪法》第1条第9款第3项确立了该原则，此为一项普通法法治传统，即议会不得以立法的形式直接从事审判（主要是刑事）。

然而，例外情况也是大量存在的。首先，载入1791年《法国宪法》的《人权宣言》第6条规定：法律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无论是保护，还是处罚。（四）小结无论学界使用抽象、普遍还是一般等词，都仅是用语的喜好问题，实际重要的是这些词汇到底指代了哪些特征。第二种是立法用语抽象但实际上仅针对特定对象、伪装成一般法的个别法。

第二，真正成为问题的是人大立法与行政行为的关系，即以法律或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制定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是否侵犯了行政机关固有权限？这恐怕也无从谈起。美国联邦与州两级议会制定私人法案的领域大致与英国相同，例如允许特定人入国入籍、免除特定人对美国或州政府的债务、授予特权（石油开采等）、婚姻家庭关系等。

第一，对象范围的不特定。例如过去对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关系的讨论也仅是聚焦国务院是否拥有一定自主空间的问题，并非讨论是否存在某些领域属于国务院的固有权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得涉足——这是限制人大权限。

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7页。[54]当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央在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权力下放或地方分权的工作一直在稳妥推进，尤其是《立法法》等法律的制定为地方立法权限设定了清晰的标准，充分调动了地方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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